颜振军

【作者介绍：颜振军 理学学士，哲学硕士、博士，政治学博士后，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洪泰智造工场首席战略官，兼任北京市人大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第一篇企业孵化器领域博士论文的作者，曾任北京市科委软科学处处长、北京创业联合孵化器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创业孵育协会创始秘书长、《科技潮》杂志社社长、国际科学园协会（IASP）中国办事处主任等职。美国百森学院（Babson College）访问学者，联合国亚太经社会企业孵化器专家。】

在庆祝中国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30年之际，写下一点感受，是件快乐的事情。

关于孵化器的中国色彩

30年，孵化器这个“舶来品”，在改革开放的中国生根开花结果，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形成了鲜明的特色。这个特色是什么，恐怕见仁见智。我想，大致有以下八个方面。

一是专注于高科技产业。我一直很佩服当年武汉的前辈，除了“吃螃蟹”的勇气，还有创新精神。引进美国人企业孵化器的概念、创办孵化器，并没有亦步亦趋，而是把握孵化器的精髓，创造性地赋予其中国特色。也许很多人没有注意到，中国的第一个孵化器不是叫做什么什么孵化器，而是“武汉东湖新技术创业者中心”。我特别喜欢“创业者中心”这个名字，孵化器就是为创业者而设计运营的，是创业者之家，可惜这个名字后来改掉了，而且后来再也没出现过。另外一个特征，就是“新技术”。中国的孵化器，从一开始就定位在高科技产业和科技创业者的培育。换言之，孵化器被科技管理部门引进、指导、扶持甚至直接操办，30年一直被作为“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一个政策工具。

当然，不那么“科技”的孵化器，偶尔也有过。我相信未来孵化器的理念和模式，一定会在其他领域得到广泛应用，比如已经有人在做的针对退役军人、针对残疾人士等的孵化器，以后可能有专门培养餐馆老板的孵化器等。

二是中心城市引领。中国的孵化器行业，是中心城市开花，然后向其他城市和乡村扩散的。为什么是武汉？上世纪80年代，武汉的教育、科技、产业资源以及改革开放的态势，在全国是走在前面的。其后，北京、上海、广州、天津、成都等地跟上。为什么是中心城市引领？有文化的因素，更重要的是中国人对孵化器这个模式的用法，就是在有研发优势的地方发展高科技产业。美国则不同，第一家孵化器诞生在Batavia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城。

三是有一套完整的管理服务体系。在中央，一是把孵化器纳入“火炬计划”这样一个独具战略意义的国家计划，二是有科技部火炬中心这样一个专门的机构来规划指导管理孵化器。我在1996年开始撰写的论文里面提过建议，科技部火炬中心应当有一个专门管理孵化器的处室（当时其职能是在高新区管理处）。10年之后，科技部火炬中心孵化器管理处成立。在地方，仿照中央政府的安排，各级政府都设置了专门服务于孵化器的组织机构。世界其他国家跟中国有点类似的，我所知道的只有以色列。

四是针对特定人群的创业孵化。最显著的就是留学人员创业园。上世纪90年代，为满足归国留学人员的创业需求，以政府为主导，成立了一批留学人员创业园，许多就是在原有孵化器内辟出一块，专门服务这样的创业者，有的是新成立的机构，用的是企业孵化器的理念和模式。在一个国家，几百家专门机构服务于留学归国人员创业，中国是独一无二的。 

五是与高校的紧密联系。由于专注于高科技产业的缘故，中国的孵化器天生就与高校联系密切，许多项目、创业者来自高校，许多孵化器的管理者来自高校的教职人员。上世纪90年代以后，高校纷纷设立孵化器。2014年开始的这一波“双创”，高校在孵化器特别是众创空间的发展上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六是中国特色的加速器。大概在10年前，中国出现加速器，就是服务于扩张期企业的机构。其逻辑是，孵化器毕业的企业往往进入扩张期，但还没到可以自己购房或者拿地的程度，因此需要有人在大规模生产、大规模经营管理团队办公等方面提供帮助，这就是加速器的职能。在这个意义上，加速器是介于孵化器和科技园之间的组织。这一概念被主管部门所接受，继而提出了苗圃、孵化器、加速器构成创业孵化链条的理念。

加速器（Accelerator）最早是美国人在互联网兴起时提出的概念，以Idealab为代表，与孵化器类似，是平行的概念，意味着小批量、高强度、快速的孵化。现在美国，加速器比孵化器更流行，像YC､PNP等。在中国，全世界所有行之有效的孵化模式都有落地，在加速器方面，就有创新工场、苏河汇、AA加速器等。

七是产业孵化。当初对Business Incubator的翻译，大多数人都认可企业孵化器，有个别人提出译为产业孵化器，我还不以为然。现在看，产业孵化，不是着眼于一个个企业的孵化培育，而是瞄准特定产业，或是培育出原来没有的产业，或是扶持一个幼稚产业，也是孵化器的一个重要功能。我想，阿里巴巴就是一个产业孵化器，它（以及其他的平台）孵化了一个电子商务产业。未来，一大批细分领域的产业孵化器，将是中国的一大特色。

八是显著的社会影响力。孵化器有今天这样的社会影响，即使在５年前，也是不能想象的。孵化器在中国30年的历史中，有二十六七年是“小众”的，直到2014年以来的“双创”兴起。“孵化器”这一词汇在国民中的认知程度，我相信，中国是首屈一指的。换言之，当前参与孵化器行业的人和机构的广泛性，真的是无与伦比，创办运营孵化器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不可同日而语。当然，这样的热潮下，泥沙俱下也是可以想象的。

中国的创业孵化行业，短短30年就发展到现在的样子,想想就让人兴奋｡其色彩之斑斓,恐怕我们身在其中,难识真面目｡希望大家都来议论､欣赏,乃至在实践中去为之增色｡

关于当前的问题和未来的期望

其一，绩效问题。

自我国大力推进“双创”工作以来，创业孵化行业呈井喷式发展，市场的力量、资本的力量、新模式的力量，使得这一行业的经营模式与商业模式发展空间巨大。但同时，在有些地方，孵化器、众创空间的结构趋同，商业模式不健全、盈利模式单一，创新不足。载体过剩化现象严重，一些老牌国有机构，依托地方政府强大的财政资源，不断扩张物理空间；一些新近转向创业孵化行业的房地产企业，尚未把握创业孵化的精髓，存在商业模式、经营管理的路径依赖。这两类机构，往往重资产、轻服务，重建设、轻培育，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等社会资源的嵌入及整合不足，创业孵化机构与创业者之间尚未结成真正的利益共同体。

与日益增长的创业服务巨大需求相比较，孵化器在服务资源要素的凝聚、服务资源网络的对接、创投资本的聚集与规范运作、导师与辅导人员的素质提升、服务设施的改进等方面都还有巨大的提升空间。

创业孵化行业的职业化队伍亟待加强。全国目前已有十几万名的创业孵化从业人员，但“懂创业、擅孵化”的职业化人才短缺。同时，创业服务机构的专业服务能力、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有待提高。

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之一，是创建一个全国性的（当然同时就是全球性的）创业孵化服务平台，市场化地整合各种资源，以孵化器（包括众创空间等）为服务对象，为这些机构“赋能”。这是我个人目前正在思考的模式，希望能有许多同道的人！

其二，体制机制问题。

在有些地方，孵化器的公益性与营利性双重属性和现行体制与机制融合不足，利益机制缺陷严重。这主要涉及孵化器所有者与经营者、孵化器与创业者这两对利益关系。部分地方政府及其相关部门还没有放弃孵化器“所有者、管理者、经营者”三位一体模式，重复着以前国有企业普遍面临的政事不分、产权不清和委托代理关系不明等问题，致使有些国有孵化器存在行政化、非理性现象，服务管理人员约束和激励机制不健全；部分私营孵化器存在业务异化现象，“挂羊头卖狗肉”，对孵化器的行业声誉造成负面影响；在宏观管理方面，对非营利组织的界定、管理、服务邓机制尚未充分建立。

当前，我国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为孵化器摆脱对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创新束缚提供了新的机遇。国企改革、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为国有性质的孵化器整体推进体制机制改革与创新提供了诸多新的选项。事业单位孵化器无论改革中划分为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还是从事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均可借助改革提供的机遇进一步完善治理结构、强化组织制度、提高服务能力与水平，在坚持发挥市场机制的同时，保证正确的服务发展方向。民营孵化器也同样面临应用新体制、换发新机制、创造新业绩的需求，与时俱进，创新发展。

其三，孵化器发展的社会环境问题。

在政府管理方面，针对数量大幅增加的众多创业孵化机构，如何有效地规范、指导、协调、服务，需要进一步认真研究、协同推进。政府部门之间，还要进一步加强沟通、协作。目前多个部门在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重复挂牌，导致多头管理，容易对市场产生误导。

在总体布局方面，需要相关政府部门、行业组织等深入研究，政府、市场、社会合力推进。一是在地域上，不同地区对孵化器有不同的需求，有些地方市场体系健全、市场力量强大，有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创业意识不足、创新活力不够，如何发挥孵化器独特优势，促进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加强宏观统筹；二是在产业上，如何利用孵化器促进新兴产业的生长、助力传统产业的升级，也要加强引导、指导和服务，以利孵化器合理的产业布局。

在社会文化环境方面，如何正确全面认识孵化器的经济社会功能，如何在大力支持孵化器发展的同时避免对市场的误导甚至扭曲，还需要大家深入研究。特别是创业投融资体系尚需完善，社会资本参与早期创业投资的力度和深度仍显不足，创业投融资的政策体系、监管体系、退出体系有待完善。

我有一个建议，就是以科技部火炬中心为主体，建立“国家创新创业署”，向国务院总理负责，整合中央政府的资源，指导全国的“双创”工作，确定战略，加强立法，统筹规划，出台、实施各项政策，采取多种方式、协调市场和社会力量，全面推进全国的创新创业。

关于孵化器的国际化

最早接触孵化器国际化的事情，是1996年我在科技部火炬中心做论文的时候。那年科技部火炬中心启动建设国际企业孵化器的工作，请了两位联合国机构的专家，来自美国的鲁斯坦·拉卡卡和来自加拿大的Keith Halyer，来做评估，在全国的创业中心里面选出几家做试点。我的任务是帮忙接待、协助联络，有幸第一次见到鲁斯坦·拉卡卡先生。８家试点单位确定后不久，中国国际科技合作协会的吴贻康会长牵头开展孵化器国际化课题研究，我参加了在北京丰台创业中心的一次座谈，得以与吴老相识。

我自己实际组织孵化器国际化工作，始于2000年。北京创业孵育协会成立当年，我们以协会和北京市科委的名义组织了企业孵化器国际论坛，邀请北美、欧洲、亚洲几个国家孵化器协会的负责人和他们选派的专家，还请了台湾育成协会的负责人，规模有三四百人的样子。这是一次国内少有的孵化器国际交流活动，反响很好，此后我们又连续好几年组织了这项活动。

也是在2000年，北京市政府、科技部和IASP（国际科学园协会）联合成立了IASP北京办事处，我担任主任，跑了一些地方。这个办事处现在还在运作，清华科技园的陈鸿波任主任。

2015-2016年，我参加了孙万松博士创办的国际大学创新联盟（IUIA）的工作，在美英法德日韩等国，与一批大学、孵化器、科技园、投资机构等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天作孵化器还成为了IASP和INBIA的会员。

就未来推进孵化器的国际化，我有三点建议。

一是要有全国性的组织发挥作用。现在孵化器层面、地方层面的交流合作很多，出去办孵化器、引进国外的孵化器、合作办孵化器等都很活跃，地方政府的支持也很有力度。但全国性的孵化器行业组织到现在仍付之阙如，国际交流合作缺少国家级的主体。未来应当在尽快完善官办合作体制的同时，切实鼓励支持一批民间组织利用市场力量，组建全国性的孵化器国际化促进机构。今年５月，上海市创业中心、瀚海、天府新谷、杨浦创业中心、启迪之星、太库等共同发起成立的孵化器国际化联盟。类似的，可以成立分行业分领域的全国性孵化器国际化联盟或者类似的组织，来推动这个事情。

二是要有中国主导的国际合作机构。与３年前或10年前不同，中国的创业孵化行业，当前已经在全世界独领风骚。尽管我们还不好说中国在这方面是最强的国家，但不可否认，全世界最好的创业孵化形态在中国都已经存在，中国的创业孵化产业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中国市场对全世界的创业者、孵化器、投资人有巨大的吸引力。因此，中国人在全球创业孵化领域的话语权，今非昔比。目前有影响的全球性行业组织，只有IASP和INBIA（原NBIA），两家都有几十年的历史，而且据我观察，都在走下坡路。我们应当用中国的话语体系、以中国的标准和规范、从中国的需求出发，来积极主动地发起运营全球性的孵化器行业组织，以造福全世界的创业者。

三是以产业为核心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孵化器必须踏踏实实地嵌入产业，为产业培育、成长、转型升级发挥作用，才有更大的市场价值。孵化器的国际合作，也应当围绕着特定的细分产业，来吸引、整合国际资源，那种不分领域、不分对象，笼而统之的国际交流合作，起不了多大作用。像洪泰智造工场目前正在组织的智能制造领域的国际合作，未来会大放异彩。

我们正走在由创业孵化大国向创业孵化强国迈进的征途上。我期待也相信，正如以往30年改革开放和科技创业浪潮塑造了孵化器在不同阶段的形态，未来几十年，创业孵化生态的完善和绩效的提升，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再建新功。